宣称自己是个盗版爱好者确实上不得台面，只好拿出“国情”当幌子，“国情”乎，不合法的事情也可以变得“看上去很合理”。

比如说电影，选择盗版明显比选择正版更合理，因为正版往往是残疾——所谓儿童不宜和政治不正确镜头统统都会被剪掉，如果看电影的时候老想着还有一个伟大的精神导师盯着你，那感觉实在不好。

书籍更是，能在书店买到的正版书籍，无论古今中外，都有可能已经被精神导师净化过。但与电影DVD不同，尽管明明知道手中可能是一个残本，但我一般还是只买正版图书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“双重标准”，我自己也没法解释，大概是被街上那些错别字满篇的“十元一本”倒胃口了吧。

不过，有些书错过正版以后，就只能买盗版了。

还有一种新气象，更让人哭笑不得，就像长平写的这篇《克林顿盗版的爱国者》。

克林顿盗版的爱国者
长平

　　早知道中国市场上有克林顿自传《 我的生活》的盗版，但直到前几天看了《纽约时报》上的一篇文章才知道盗版的内容何其荒唐：去掉了这位前美国总统批评中国的部分，而编造了他仰慕中华文明和中国领导人的内容。盗版者编造的内容包括：克林顿回忆小时候受舅舅影响，了解中国古代四大发明，迷恋中国的易经八卦，向往中华古老文明；称毛泽东为他的精神导师，不断引用毛的思想名言；对中国前领导人高度评价；称自己不敢相信莱温斯基那么胖；称自己的出生地风水好，等等有一个较真的美国人把中文盗版回译成英文在美国某杂志发表，引起一片哗然。
　　影视作品和图书的盗版在中国早已见怪不怪，看盗版碟和书甚至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人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。谁也不能否认盗版在商业和道德上的非正当性，但是在文化上人们赋予了它存在的一个正当理由，那就是人们往往寄望于从盗版者那里读到原文，了解作者全面真实的意见，了解更多的本国和世界文化产品。
当然，这种正当性并不是盗版者的目的。盗版者惟利是图，不惜以身试法。这里有两个前提，第一是此法可以一试，第二是市场需求在此。如上所述，人们对于了解被删去或者阻止的影视图书原貌的需求是可以理解的，那么对于编造内容的需求是怎么回事呢？
　　一般来说，从刺激消费的角度看，盗版者应该编造批评中国的内容，以示与官方出版物之区别，而不是相反。因此，《我的生活》 盗版行为显得那么怪异，是畸形的出版体制下的一次扭曲的市场行为。从盗版者惟利是图的两个前提分析，第一应该是图书内容管理严格，连盗版商也要自觉删减；第二，赞美中国的市场需要存在，盗版商不惜伪造内容以满足之。
　　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虚妄的民族自豪感和偏执的爱国狂热愈演愈烈，凡是批评中国都是别有用心，凡是赞美中国都是时髦学术，援引外国人的自我批评来证明他们的腐朽，又搜集外国人对他国的赞美来证明中国的伟大。在中国的出版物中，读者未必能看到世界的全貌。偏激的爱国狂热就这样被培育起来，造就了这个自我陶醉的出版市场，盗版者一方面顺应着这个市场，一方面也参与培育着这个市场。
　　上网查了一下，关于克林顿自传的中文盗版，早在七八月份国内外媒体就均有报道，但国外媒体均涉及到其编造内容，而国内媒体除个别指出其“七拼八凑”之外，均对具体内容避而不谈，因此国内读者至今未必知道其所读并非“拼凑”而纯属胡编乱造。无论是盗版商的行为，还是媒体的报道，笔者相信其背后都没有来自主管方的指令，而大家心照不宣地参与和维护着如此“爱国”行为，实在是一件妙趣横生的事情。
　　著名时评家鄢烈山写过一篇有关“爱国贼”的文章，他说的“爱国贼”“主要是指那些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，煽动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，以作爱国秀捞取名和利的家伙”，克林顿自传的盗版者给了“爱国贼”一个新的注释，他们本身就是贼，但干着极端民族主义者喜欢的事情，成为偏激的爱国主义集体无意识的一个例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