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事在家门口被飞车抢夺，心疼是一回事，一并损失的护照、银行卡、手机通讯录则带来了更头疼的麻烦——同事联络被飞车贼抢走的手机，请求是否能把包里“无用”的资料物品弃回原地。结局是幸运的，飞车贼把包连同资料扔回了同事的家门口。

和女人说起这件事情，有一点争论。

你同事怎么不报警？这样就可以抓到那个飞车贼了。

这样多没诚信，你请人家把包还给你，却在这里埋伏好抓他！更况且，报警有用吗？

怎么没有用，你报警了警察就会去那里蹲点。诚信，你和飞车贼讲诚信？

为什么不讲诚信，和飞车贼就没有诚信可讲了吗。如果大家都这样，还会有飞车贼好心送回重要资料的事情么？现在愿意送回包包的偷啊贼啊还是不少的，这也是盗亦有道嘛。

狗屁，他要有“道”，就不会来抢你了！要是更狠一点，叫上一帮人躲在周围，等他来还包的时候狠狠收拾他一顿。这贼也太傻，肯定是个嫩贼，还敢来还包，做贼一点职业精神都没有。


争论到这里，我有一点悲哀，因为女人是一名传授人文的教师，但善恶价值标准还似乎停留在非黑即白的层面上。

女人的话里隐含着一个逻辑：飞车贼抢劫是“恶”，“恶”人不配具有任何“善”，所以飞车贼送回被抢者重要资料是“傻”，是没有所谓“职业精神”。

正象我们从小所看的教育电影，里面的坏人无一不是坏得掉渣，绝然不会干出任何有点“善”的事情，就连相貌都天生一副猥琐相——印象最深当数“蒋光头”，简直是人人狠得咬牙切齿，连放个屁都要扯上蒋光头的饭碗。

荒唐的年代过去了，可荒唐的思维并没有完全被赶出我们的大脑。

我并不以为飞车贼就是坏得一无是处的坏人，尽管他的抢夺是“恶”，是犯罪，但他依然可以有归还资料的“善”。而且，这样的善是值得我们鼓励的，孔子不是说，“勿以善小而不为”么？如何彻底消除飞车抢夺这种犯罪是个问题，但这毕竟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社会目标，以折衷的角度，飞车贼的这种小善，不是减小了受害者的更大损失，最大程度地化解了犯罪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么？

女人的话还有一个观点：就是为了惩治“恶”人，我们可以用一切手段，哪怕是破坏“善”，或者说用另一种“恶”。

我们没必要和飞车贼讲“诚信”么？骗他来送还资料，然后收拾之。痛快是痛快了，但如果受害者都如此操作，还会有归还重要资料的飞车贼么？“恶”没有被清除，却反而让我们失去了“善”，收回更大的“恶”果。

飞车贼并不是天生就是飞车贼，他之所行“恶”，有我们这个社会对他的扭曲力。他抢夺犯罪，但未必就失去信任，失去遵守缔约这个“善”。可我们破坏了游戏规则，用欺骗来对付抢夺时，我们并未消除抢夺的“恶”之根源，却再亲手种下了“不再信任”这一“恶花”。

善哉，恶哉！